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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6月28日 星期    返回版面目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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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国嘉树自高洁

端午忆屈原
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 作者:周游

清康熙年间刻本《楚辞》书影,本页展示的是《橘颂》。
明陈洪绶木刻版画《屈子行吟图》

施行美政

又到端午。两千年前的风风雨雨一刹那间近在咫尺——

屈原在汨罗江畔行吟《天问》,从容不迫,气势如虹,那最后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。少年时代的屈原,曾创作过一首《橘颂》。正所谓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。橘是一种扎根南方水土而不能迁徙的植物,屈原以“受命不迁”颂橘,显然有更深一层的思考。春秋战国时期,纵横之风极为盛行,那些巧舌如簧的游说之士有高官厚禄则留,否则另择其主,朝秦暮楚,腾说而取富贵,干谒而致卿相。楚国这样的策士不在少数,以致“楚材晋用”屡见不鲜。屈原从小熟谙本国本族的历史,有着极深的乡土之情,决心像橘一样不离本土,力抗此风。

这株橘树很快长大成材了。屈原“博闻强志,明于治乱,娴于辞令”,当他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被叙及时,虽然还只二十二三岁,却已担任了地位仅次于国相(令尹)的“左徒”。楚怀王早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君主。他破格提拔屈原担任左徒,为他实现从少年时代就怀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。

屈原的理想是什么?两个字便可概括——美政。他在《离骚》的结尾感叹:“既莫足与为美政兮,吾将从彭咸之所居。”美政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目标,而美政的核心则在民本。

毋庸置疑,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。他“入则与王图议国事,以出号令;出则接遇宾客,应对诸侯”,显得那样聪颖明睿、潇洒自如。最重要的是,屈原精通历史、明于治乱,富于革新锐气。许多学者都推测,屈原很可能在此期间促成楚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。三十多年后,当屈原徙倚于汨罗江畔,追述起这一段改革生涯,仍不免热情激荡:“惜往日之曾信兮,受命诏以昭时。奉先功以照下兮,明法度之嫌疑。国富强而法立兮,属贞臣而日娭。秘密事之载心兮,虽过失犹弗治……”

还有一项重大决策,显然也是洞察战国局势变化的屈原促成的,那就是毅然改变楚国的亲秦外交,而与东方的齐国结成共同抗秦的联盟。刘向在《新序》中说:“屈原有博通之知、清洁之行,怀王用之。秦欲吞灭诸侯,并兼天下。屈原为楚东使于齐,以结强党。”

屈原生逢战国后期,秦、楚两国在长期争霸中日渐兴盛起来。商鞅变法之后,秦国一跃成为强国;而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搁浅,国势相对落后。在此形势下,两条根本对立的外交方略,在有识见的策士与谋臣中酝酿成熟。一条是秦之张仪提出的“连横”之略,即以秦为主角,自西而东联合“横”国,逐个击破关东六国,以实现天下一统。一条则是魏之公孙衍等提出的“合纵”方略,即自北而南联合“纵”国,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“虎狼之国”。按照战国谋士的判断,“横成则秦帝,纵成则楚王”。在当时的条件下,足与强秦抗衡的,只有齐国和楚国。

然而,楚秦长期和亲。屈原洞察了这一潜在危险。在任左徒期间,他力排众议,提出转变外交方略,与秦断绝关系,而与齐结成联盟。楚宫上下顿时掀起轩然大波。除了令尹昭阳、大夫尹昭睢及大将屈匄等朝臣外,众人激烈反对屈原的主张。从后来秦之《诅楚文》透露的消息推测,反对派中的头面人物,很可能还有权势煊赫的楚怀王叔父。他们联合起来向楚怀王施加压力,将主张联齐的屈原视为仇敌而急欲除去。屈原的处境由此变得岌岌可危了。

好在雄心勃勃的楚怀王支持屈原。屈原接受楚怀王的委托,东使于齐,签署了联合抗秦的盟约。公元前318年,结成“合纵”的山东六国,共推楚怀王为“纵长”,浩浩荡荡共击西秦。但楚怀王指挥不力,各国又不齐心协力,秦国迎战于函谷关,合纵联军败走。尽管这次以楚怀王为首的合纵被秦军打败了,但是毕竟挫伤了秦的嚣张气焰,提高了楚的威望,并且争取了齐。

“乘骐骥以驰骋兮,来吾道夫先路!”屈原的眼界、见识让他得以承担“道夫先路”的重任,但这条路却是荆棘遍布。

谗言袭来

一个国家是兴还是衰,有无完备的法制是关键。早在楚悼王时,吴起就曾推行“明法审令”,取消贵族特权,结果不但本人死于非命,变法也中途流产。屈原明知改革举步维艰,但他依然旗帜鲜明地表示:“奉先功以照下兮,明法度之嫌疑。”贤明的政治,需要贤明的人才来实行,因此屈原极力主张“举贤而授能”。

读《惜往日》,我们可知楚怀王将修订法令的大事委托给屈原。本来,屈原身居高位就已引起保守的上官大夫等人的嫉恨,楚怀王将如此重大的使命交给屈原,更让他们眼红。更何况,屈原起草的宪令定然少不了有损他们利益的内容。早就“争宠而心害其能”的上官大夫在这关头,撕下最后的面纱赤膊上阵了。

楚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,屈原尚未定稿,上官大夫欲按自己的政见改动他的稿子,屈原不同意,上官大夫就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,说屈原夸耀自己的功劳,表示这事除了我,没有人能做成。楚怀王很生气,于是疏远了屈原。

以上记述见于《史记》。司马迁认为,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是因为同僚争宠害能,属于官场内部斗争,所以他在《史记》中记录了“夺稿事件”。但变法从来不容易,利益的纠葛酝酿着难以预料的暴风骤雨,降临在屈原头上。

仔细检阅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,我们不难发现,楚王族三姓(屈、昭、景)中,屈氏势力最大,地位最为显赫。楚怀王时,军界有屈匄、屈景,政界有屈盖,加之屈原又任左徒,一旦屈氏有所不忠,楚怀王的境遇亦危矣。上官大夫之流深知楚怀王心理,诬蔑屈原自矜其功,直接点出屈原可能带来的危险。在这个思路下,楚怀王疏远屈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
赴阙论争

屈原被疏远不久,支持他联齐抗秦且颇有作为的令尹昭阳也随之下台,由亲秦派的景鲤接任。楚国的政局大逆转,紧紧窥视楚国内政变化的强秦开始把手伸过来了。

公元前313年,秦惠王遣张仪诈骗楚怀王,只要断绝与齐之盟交,即愿归还楚之“商於之地六百里”。楚怀王大喜,即遣勇士北上辱骂齐王于廷,逼使齐国断绝了与楚国的联盟。而当楚使至秦索取偿地时,张仪却改口说:“当初只说归还楚地六里,哪来的六百里?”楚怀王气急败坏,贸然发兵进攻秦国,秦国立即迎头痛击,楚军大败,随后调集全国兵力孤注一掷,结果又是溃败。更有甚者,得悉楚军倾巢出动对付秦国,韩魏两国趁火打劫;齐国因楚国单方面绝交而怀恨在心,不肯派兵援救。楚军东西受敌,兵力捉襟见肘,只好鸣锣收兵。

连遭惨败,楚怀王这才有所悔悟,忙请屈原出山再使齐国,重修旧好。屈原此次使齐处境极为困难。但他凭借自己的外交才华和一腔热忱打动了齐王,恢复了邦交。

听说屈原使齐,秦国便知大事不妙,立即派人使楚,表示愿把汉中之地分出一半还楚言和。楚怀王极恨张仪,对秦国使者说不要汉中,只要你们把张仪送来解我心头之恨。张仪大摇大摆来到楚国,宣扬杀掉张仪,就会得罪强秦,后果不堪设想。就这样,经过张仪一系列的操作,竟使楚怀王同意与秦和好,并娶秦女为妇。

屈原使齐回国,知道自己的心血又白费了。结成姻亲之邦,并没有阻挡秦国对楚国的步步进逼。公元前299年,在连续三年军事进攻楚国以后,秦昭王忽然一反常态,致书楚怀王建议“和解”,并约请楚怀王到秦之边境武关“好会”。这是一次凶险之会,然而楚怀王身边的大臣,慑于秦之淫威,纷纷劝说楚怀王赴会。

消息传到屈原耳中,顿时将他惊呆了,他毅然赴阙强谏,与子兰等人发生了激烈冲突。《史记》对此作了如下记叙:“怀王欲行,屈平曰:‘秦虎狼之国,不可信。不如毋行。’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:‘奈何绝秦欢?’怀王卒行……”屈原强谏,终于使他被流放汉北。

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屈原所料。楚怀王率扈从刚入武关,就被秦国伏兵包围擒拿,押往咸阳。秦昭王逼令楚怀王签署盟约,将楚之巫郡、黔中割让秦囯。楚怀王拒不签约,被软禁于咸阳。公元前279年,楚怀王乘隙从咸阳逃出,取道赵国以求归楚。赵惧秦强,不敢接纳。楚怀王转道奔魏,却被秦师追及,死于西河,第二年才归还灵柩。这噩耗震撼了放逐汉北的屈原。他的神思也一度出现了某种迷乱状态:“望北山而流涕兮,临流水而太息,望孟夏之短夜兮,何晦明之若岁!惟郢路之辽远兮,魂一夕而九逝……”他所吟诵的,还是流放汉北不久所作的《抽思》。那是在他“眷顾楚国,系心怀王,不忘欲反”的痛苦夜晚,一次次在汉北“狂顾南行”中,吟成的惨淡诗行。而今在痛苦迷乱中吟来,更觉字字含悲,句句蕴泪!

行吟泽畔

楚襄王即位后,按说屈原谏武关之会而遭放逐的冤屈,也应得到昭雪了。但谗言再度加之于身,楚襄王勃然大怒,下令不准屈原再涉江夏一步。屈原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中心郢都。他的政治理想遭到了覆灭,流浪于汉水、湘水和沅水一带。在流浪生涯中,他仍十分关注楚国的命运,写下了《离骚》《天问》和《九歌》等光照千秋的诗篇。

屈原死心塌地地忠于与之有着宗法联系的楚,永远无法解脱,他对自己遭受放逐始终百思不得其解。

带着许多疑惑,屈原反反复复地叩问——遂古之初,谁传道之?上下未形,何由考之?冥昭瞢暗,谁能极之?冯翼惟象,何以识之……

这就是《天问》。屈原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“为什么”和“什么”,其深度、广度,正如鲁迅所言:“怀疑自遂古之初,直至百物之琐末,放言无惮,为前人所不敢言。”他对宇宙万物的造成、运行和因果进行了广泛的拷问,但这除了有助于抒发内心的苦闷之外,对自己的疑问是无所帮助的。

于是,屈原去向卜官请教,去和渔夫对话。屈原对渔夫说:“举世皆浊我独清,众人皆醉我独醒,是以见放。”渔夫莞尔一笑,表示圣明之人不会执着于身外之物,而是随机应变。既然世道污浊了,你为什么不跟着搅浑水呢?既然世人迷醉了,为什么不跟着喝美酒呢?屈原说:“吾闻之,新沐者必弹冠,新浴者必振衣;安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。”

屈原的纵身一跃,从此让中国的每一条江河,在农历五月初五沸腾了。隐藏在节日与习俗背后的那个人物,看似邈远,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聆听那古老诗歌中的追问,那清洁的精神依然让我们动容。(周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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